新年伊始，萬象更新，尤其當中又涉及到改元創制這等國之大事，因是整個河洛之間歡慶氛圍一直持續到了元月收尾，諸事才又複歸正常的秩序之中。
在元月慶典之中，比較引人矚目的一件事便是涼州張氏入洛歸義。
張氏累代繼力，保全河西一脈，張駿嗣子張重華也得到台城中樞的關照重視，原西平郡公名爵得以保留，又被馨士館禮聘學士，得到洛中時流禮奉追捧，更被台城秘書閣任為清貴，主持修編魏晉兩朝國史。
當然，張重華一人得于禮遇，并不足扭轉朝廷對于整個隴西、涼州的應對姿态，張駿庶長子張祚被朝廷定為逆流，在二月初更下征令，以隴右都督庾曼之為征讨主帥，并以鎮武軍兩千精銳為前鋒，隴右、關中王師集結五萬大軍，并讨涼州賊臣張祚！
涼州這一場區域戰事，無論規模還是意義都遠遠比不上此前的北伐作戰，所以讨逆之餘，台省諸多章制建設也并未受此影響，仍是如常進行。
河洛中樞肇始于淮南都督府，成型于洛陽大将軍行台。
雖然在職權方面已經涵蓋國務種種，但仍然不能免除霸府執政的諸多積弊，所以必須要經過一番自上而下的徹底整改，才能夠由非常态的霸府機構而轉變成為真正布政天下的中樞政府。
元月伊始，新年慶典上，皇帝陛下便昭告天下，核定職官九品十八階，奠定中樞改制的基本思路。
洛陽霸府發轫承襲于江東中興政權，這一點無論新朝如何否定前朝政治都無從抹殺。
雖然此前便已經喊出一斷前朝的口号，但落實在實際上，究竟如何各處前朝殘餘，世道時流也都翹首以望，甚至不乏人存着一種看笑話的心理。
口号喊起來簡單，但事實做起來卻艱難。
畢竟諸夏秩序傳承至今，還沒有哪一朝哪一代能夠完全免除掉前朝的影響，哪怕後漢之後曆經三國亂世這一大斷代，前晉中朝仍然繼承了相當一部分的後漢遺風，特别是在底層的秩序運行方面，對于後漢以來便頗具影響的豪族政治有加強而無削弱。
因是大梁新朝想要一斷前朝，注定是一樁浩大工程。
官員核定品秩，這是從中朝便開始出現的一股政治潮流。
此前無論魏晉，俱都承襲兩漢以來的秩祿，譬如兩千石大員、四百石卑官，這其中一個鮮明的特色，便是官員的品級與俸祿直接挂鈎，一目了然。
但是從後漢諸侯紛争開始，所謂的政權往往隻是地方割據勢力，本身并沒有足夠的集權集财能力，因此官員的俸給往往也都是有名而無實。
所以便出現一股潮流，那就是任命官員的時候，往往隻是虛名規定一個品秩，而不再直言俸給多寡。
這就造成了朝廷既有明秩兩千石高官，又不乏明品而虛俸的加官。
講到根本，其實還是經濟實力。
譬如中朝一度濫封以至狗尾續貂，若真要明俸實發，則中朝一年财政所收，隻怕都不足支撐滿朝公卿的俸給。
但趨利性是人的本能，朝廷定品而不發俸，官員大權在握，肯定要尋找一個權力變現的途徑，如此則就造成上上下下悖法成風。
像是中朝名大一時的豪富石崇，後世人所共知其人所以發家就在于就任荊州刺史之際縱兵劫掠。
很多問題，不能形成章制定例，推及根本，往往是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
大梁新朝核定官秩九品十八階，官秩與俸祿直接挂鈎，這在後世看來應該算是基本的操作，但在此世觀來，則就是一種開辟之功。
為官員核定品級，發放俸祿，成為大梁能夠一斷前朝的偉迹之一。
這說法看似可笑，但在此世真的是有一種非同尋常的意義。
須知後世曆史上，北魏制度創建中所作出的大貢獻如均田制和三長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北魏朝廷發不起官員的俸祿。
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在很長時間根本是一個喊不起的口号。
這就在于中樞朝廷的集權能力嚴重不足，從而影響到中樞财政，所謂封官授爵，往往隻是開出一個空頭支票，具體收利多少便需要看官員具體能力如何。
這樣一種粗放的統治模式，吏治自然無從談起。
如今的大梁朝廷，可謂是曆數近代而無有之強勢中樞，單單在控籍民便達到七百萬戶之巨，這還僅僅隻是河南、江東、關隴等幾地籍民，至于河北、蜀中等地都還沒有進行系統化的入籍整編。
雖然較之中朝最盛時期仍有差距，但中樞與地方的行政能力與效率遠非中朝可比，最起碼一點是杜絕了地方豪強的上下遮蔽，這就使得洛陽中樞權勢大漲，遠非中朝可比。
如此一來，核定官品官秩隻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這一點得以确定，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雖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但在反腐倡廉方面，有了更加簡潔高效的操作方式。
中朝官制，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便是事權重疊、模糊與泛濫。
普遍存在着一種一事多管、令出多門，而往往真正的要務又缺乏管制與監督。
這種現象的形成，也非一時積弊。
魏晉俱為權臣霸府得國，而權臣存在本能就在于模糊事權、盡量的攬權專擅，事權的重疊與模糊，有利于他們将真正的權力攫取、篡奪到手中來。
即便不論魏晉，哪怕追溯到後漢時期，光武帝大隕石術中興創漢，其人一生功業或是值得誇贊，但所留下的這一個東漢朝局，從一開始便是病在胎裡，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躍進之後的一次大退步基礎上。
東漢無明君而不乏名臣，曆代皇帝幾無中興之英明，而所謂的名臣也并非通常意義上的褒義，僅僅隻是名氣大而已。
所謂漢以強亡，并不是說東漢真的國力強盛到人莫能侮，而是建立在強臣僭主的基礎上。
這一點在東漢末年的諸侯割據中，可謂是表現的淋漓盡緻。
東漢本身便沒有一個正常的政治生态，外戚、宦官、士大夫交相踐踏弄權。
在這個博弈過程中，誰也稱不上是什麼絕對正确的一方，無非黨同伐異而已。
後世三國雖然群星璀璨，但魏蜀吳無論哪一個，也都隻是從流适亂的權力媾和，算不上一種常态的政治構架。
并不是因當時人智力不濟，而是世道如此。
大梁新朝既然标榜一斷前朝，那麼無論是前晉新朝，還是更前的魏蜀吳三國，包括東漢政治在内，其實都乏甚借鑒的價值。
但是制度的創設，又不能憑空而生，必須要立足于當時當世。
所以後世重歸一統的隋唐盛世，便成了現成可供借鑒的模版。
雖然眼下的大梁新朝距離真正的隋唐之世，中間還有着幾百年的跨度。
但這中間幾百年，都是戰火紛飛的南北混戰，關于制度上的探索其實可以說是陷入停滞的原地踏步。
中間縱有英主一時湧出，提供了一種可以暫作維持的制度模式，但終究不能考慮到南北普羅大衆的切身得失。
幾千年的曆史進程，當中雖有苦難給予了諸夏生民以無盡痛苦，但也不得不說，正是因為屢次浴火重生的存亡斷續，才使得諸夏得有不斷進步的動力與空間。
在這個進步的過程中，不斷有遠近諸夷崛起而勢大一時。
但俗話說得好，沒事走兩步，鵲起于一時、桀骜于倏忽，沒有經曆過時間偉力的考驗，又有什麼資格恥笑一個榮耀與恥辱并抗、至今仍奮勇而前的文化傳承！
因是洛陽中樞在改制的時候，直接便提出三省六部這一盛世模版，明事權而斷職任。
中書長官诏命，此前一直主持行台政務的杜赫自然當之無愧而就任中書令。
尚書則管行政，下屬六部各任職勞，江東老人賀隰與河北名流崔悅分别出任左右仆射，至于尚書令則因事權過重而暫不選任。
中書省與尚書省本就前朝舊制，此次改制不過更加明确彼此職事，算不上是創建。
那麼門下省的單獨創建且定為中樞三省之一，則就可稱一種開創了。
正如六尚之一的尚書得以真正分曹任事而參與到外朝施政中，如果真要追溯門下省的前身，也可達于中朝前晉。
但在此前，門下或是稱省、或是直稱侍中寺，大體相當于最初的尚書，僅僅隻是作為皇帝的親信侍從，處境可謂尴尬。
特别是在南渡中興之後，皇權本身便不振，依附于皇權的侍中處境則就更加艱難，或是作為權臣加官，或者僅僅隻是将人投閑置散而又表彰虛榮的一種安排。
可是現在，門下省被獨立出來，并被賦予執掌機要、共議國是，甚至給予審查诏令、簽署奏章的大權，中書诏令若是有失，甚至可以直接給予封駁，則就成為皇帝的意志體現，用以制衡中書省權重，是對君權的再次延伸。
至于政務六部，則就是對魏晉以來的分曹任事進行制度上的加強，使得六部尚書得以真正的參與國事行政，令中書相權再次下方，對于皇權的加強更是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