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在前進，社會在發展，而時光似乎也在加速度的流逝，向我們苛刻的逼仄。
當新世紀的晨鐘豁然鳴響時，蓦然回首，我們已走過了大半的人生。

　　如果說生存本身就是一種幸運的話，那麼三十年後今天我們又相逢相聚，那應該是一種天緣了。
淚光，波動在久遠的記憶裡，攪動着曆史留給我們的那許多蒼涼、苦難、堅強和成熟。
一切的一切，無論怎樣遙遠，此時此刻仿佛就在昨天，仿佛大家都還年輕、狂熱、單純、沖動、莽撞、勇敢，正在滿身皿汗跌跌撞撞地向前邁進。

　　生活對于年輕的我們曾是多麼美好。
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沐浴着黨的陽光，熏陶着雷鋒叔叔的祥風，在碧藍如洗的晴空裡放飛着理想的白鴿：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為**事業而奮鬥……

　　不幸的是，正當拔節抽穗時節，我們也和全國人民一樣陷進、卷入了那場“史無前例”的大劫難，而後又突然地被抛向了一個眩目着理想光暈完全陌生的“廣闊天地”。
曆史和我們開了一個悲怆的玩笑！
現實的反差、理想的異化、世态的炎涼、心靈的扭曲讓充滿理想主義的我們倍嘗了近乎嚴酷的抽打和粗糙的磨砺，如同一場惡夢。

　　惡夢醒來，早已不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

　　三十年前的花季少年，如今已是滿頭秋霜。
那個時代留下的東西太多太多了，滾滾滔滔地從我們的心底湧流出來。
我們一忽兒噙着淚花，一忽兒忘情大笑，一忽兒陷入思念。
那段曆史老是在我們感情的潮水裡浸來浸去。

　　于是，三十年後我們又聚在一起，難解的“知青情節”牽拽着我們再次向歲月年輪的縱深回望。

　　當年如花似玉的姑娘，紅顔褪盡，眼角的細紋裡寫滿了風雨；當年虎氣生生的小夥子，沉穩老練，花白的鬓角上挂滿了成熟的滄桑。
面對曆史，人生的教課書已讓我們學會了沉靜，領悟了冷峻。

　　沒有了抱怨，沒有了詛咒，也沒有了當年的那種笑唱大風，更沒有了那種無可奈何。
我們隻是深情的注目，挂着笑淚卻極力透過時光隧道的無情尋找着當年的影子。
他、她、他、她……他、她！

　　那對美麗親切而又是那麼熟悉的倩影怅然不見！

　　隻一聲低啞的歎息，便讓我們的眼睛裡又驟然潮濕，讓我們的心中雁叫啾然――

　　王普濟！
李玉蘭！

　　一個悲楚凄清的讓人心緊的故事竟在上山下鄉的破折号之後，又濕漉漉地展開……

　　一

　　他們二人雖然同在濟南鐵路第一中學共校，其實也和我們大多數同學一樣并不認識，共赴茌平插隊落戶，卻把早就相識的、并不相識的和剛剛認識的同學聚在了一起。
下鄉知青聚在一起，就有了兄弟姐妹般的親切和坦誠，茌平的土地上鑄就了我們絕大多數同學的共同愛憎和共同的魂靈。

　　1970年4月6日，王普濟、李玉蘭和另外9名濟鐵一中的同學風塵仆仆地來到了茌平，落戶在城關公社何潘大隊的三裡村，開始了他們的知青生涯。
三年以後，在村裡小學當民辦教師的李玉蘭被推薦到棗莊師範學校上學。

　　在何潘大隊的知青小組為李玉蘭舉行的歡送會上，人們都說了許多真情漾溢的希望和祝福的話，唯獨王普濟默默無語。
後半夜，一支凄涼婉轉的口琴聲在王普濟宿舍裡嗚哇嗚哇一直吟訴到曦光微明……

　　三年多的知青生活風雨同舟，使得他們二人的思想感情已經悄然地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共同命運中的相濡以沫、向往憧憬中的志趣相投把兩顆年輕的心聯在了一起。

　　大概從1971年開始吧，一些被“三結合”進“革命委員會”的幹部開始執掌權柄了，他們的子女随即便興高采烈地撲打着翅膀紛紛從鄉間飛走了。
可以說引起廣泛不滿的“走後門”**現象也由此發端，且***又在信中說到前門進來的并不是全好，後門進來的也并非全壞，這就更加助長了此風的蔓延。

　　千百萬知青仿佛一下子明白過來，“什麼紮根農村幹革命啊？
原來如此啊！
”――軍心從此渙散，理想從此崩潰。
虛幻的“反修防修”大業失去了迷彩，未來又看不到出路和希望，于是知青們開始變得狂放不羁，玩世不恭，精神王國陷入了迷茫。

　　處于青春騷動期的男女知青們，一旦失去了理想的誘惑和奮鬥的目标，失落的情感自然地便寄托依附在同病相憐的彼此身上。

　　在李玉蘭臨行前的一個晚上，二人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
他們談了很多很多。
夜風啾啾，年輕人的心裡彼此都很不平靜，多少話語總也說不完，多少話似乎也無需再說。
他們二人并肩在村外的小路上走着，似乎彼此都能感到對方的心跳。

　　李玉蘭仰望着深邃的夜空，輕輕歎了一口氣，說：“兩年畢業以後，我回來。
”

　　王普濟沉默了一會兒，說：“回來吧，我等你回來。
”

　　李玉蘭瞥了他一眼，撲哧一笑：“大隊上何支書和村裡人也都這麼說。
”

　　“是嗎？
都這麼說，我也這麼說。
”王普濟也笑了。

　　聽起來不是什麼豪言壯語，也似乎沒有什麼壯志淩雲，這樸實摯切的話語，隻有身處其境的知青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意韻，可以說這是一種水到渠成的自然流露，也是他們當時唯一可行的選擇。
因為當時對學生的分配原則是“社來社去”（注：社即公社，就是從農村招上來的學生畢業後仍分回農村去），而面對知青們叵測的命運，他們也不敢有過妄的奢望。

　　或許也是一種天意的使然，李玉蘭走後時隔一年，王普濟也獲準考取了聊城師範學校。

　　也就是從那以後，紮根茌平的“知青生活”開始了支離破碎，原先比較完整且頗有生氣的知青小組，逐漸就象秋後的蒲公英一樣風一陣雨一陣便七零八落地凋散了。

　　讓人意想不到和凄涼的是，曾經那麼轟轟烈烈鑼鼓喧天波及到全國千萬學生和家庭的上山下鄉運動，竟是這麼含含糊糊地拖了一個不明不白的冗長，煙消雲散了。

　　幾乎每一個知青小組離去的同學在臨行前都對自己曾經住過和即将告别的四壁徒空的栖身處情緒複雜地憑吊過。
煙熏的黃土牆壁上殘留着剛下鄉時意氣軒昂的壁報、宣傳欄；殘留着綴滿豪言壯語的決心書、觸及自己靈魂的心得體驗及學習貧下中農改造世界觀的經驗交流。
褪色的紅紙上隐約可辨的“紮根農村幹革命，反修防修築長城”之類的标語口号。

　　如今這一切都将過去了，且過去的如此灰不溜秋！
如果說它是對當時那個扭曲年代的一種辛辣諷刺和無情鞭笞的話，那麼留在我們知青心裡的則是永遠難以磨滅的酸楚和隐痛。

　　“誰能告訴我，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誰能――誰能告訴我，什麼是什麼，什麼是什麼，什麼……”今天聽着李春波那蒼涼的歌聲，不正是對那時我們這一代知青結局的真實寫照嗎？

　　且不論這種結局的色調如何，曆史将究竟給它一種什麼樣的定位，對于我們絕大多數知青來說，這段曆史畢竟已經結束了。
而對于王普濟和李玉蘭，則是一條新的風雨啟程，又一種艱難人生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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