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了未婚夫·
在當年女師大學期考試中,廬隐和蘇雪林的成績最優,姐兒倆均是性格高傲。
廬隐的成績雖好,可時常沒錢,因為母親根本不在經濟上予以支持,還動辄責備,不贊成她讀書,廬隐說自己是“有家歸未得”。
那時候北大的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陳獨秀的《新青年》宣傳新思想、提倡白話文,号召推翻封建禮教,李大钊、胡适、魯迅、周作人等大腕雲集北京,成了青年學生的偶像。
廬隐與生俱來的叛逆精神被徹底喚醒了,她愉悅地接受了新的學說,積極參加各種演講會,一位女同學在講演會上大講戀愛自由,多數人嬉笑,廬隐站起來大力支持,被同學戲谑為“新人物”。
因為熱衷于各類活動,她還被選為學生會的幹事,經常到其他大學參與導師座談會。
她與學生會主席王世瑛、陳定秀和程俊英年齡相仿、志趣相投。
四人自制統一服飾,出入相随,形影不離,頗有遊俠味,廬隐驕傲地說:“我們四個人就像戰國時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嘗君。
”
蘇雪林在《關于廬隐的回憶》裡說:“廬隐到了北京以後好像換了一個人,走路時跳跳蹦蹦,永遠帶着孩子的高興。
談笑時氣高聲朗,隔了幾間房子都可以聽見進出時身邊總圖繞着一群福建同鄉,叽叽呱呱。
講着我聽不懂的福建話。
”
……五四運動後,廬隐‘務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當的發展,每日看見她忙出忙進。
不是預備什麼會的章程,便是什麼演講的草稿,坐下來靜靜用功的時候很少。
……廬隐雖然不大愛用功,而天資聰明,功課成績總列在優等。
每遇作文時,國文教師發下題目,别人咿唔苦吟,或終日不能成一字,廬隐坐椅子上,低着頭,側着身,飕飕筆不停揮,頃刺一篇脫稿。
她的筆記從不謄錄第二遍,反比我們的齊整完全。
她寫得一筆顔體大字,雖然無甚功夫,卻也勁拔可愛。
她愛演說,每次登台侃侃而談,旁若無人,本來說得一口極其漂亮流利的京話,加之口才敏捷,若有開會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為主席或代表……”
1919年初冬,廬隐在北京學界福建同鄉會成立大會上,結識了鄭振铎、郭弼藩(夢良)等人。
郭夢良當時是北大哲學系學生,古文根底好,頗有才氣。
大學時代的同鄉會最容易引出情感問題,而且多半是畢業之後就分手的悲劇,在中國上百年來都是這樣,廬隐與郭夢良更是悲劇中的悲劇。
這群福建的才子才女為弘揚五四精神,決定創辦《閩潮》雜志,大家推選郭夢良任編輯部主任,廬隐為編輯,兩人在工作上有了更多的交流。
“五四”運動後思想界一時出現了百家争鳴的局面,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均有不少擁趸者,李大钊先生的“社會主義研究會”也吸引了不少人,郭夢良和廬隐屬于中間派,他們既覺得社會主義有道理,又傾向于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性,廬隐認識到“一個人在社會上所負的責任是那麼大”,“下決心做一個社會的人”。
這時候,她的未婚夫林鴻俊大學畢業了,在山東糖廠謀了個工程師,高級白領待遇。
林鴻俊寫信來要求廬隐與其成婚,說自己現在已經有實力擔負起家庭責任了,妹子你委屈了這麼久,以後跟着我享福,另外北京學生運動胡亂折騰,北洋軍閥不好惹,在這世道下咱過個小日子就行。
其實林鴻俊是個勤奮上進的好青年,他還對廬隐談了人生規劃,準備報考高等文官,以求更高建樹。
廬隐此時的想法完全變了,她對好友程俊英說:“我羨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林來信總講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
我已經回信,請他另找高明。
”
當初仗義訂婚的是她,現在執意要解除婚約的還是她,才女處世,就是不走尋常路。